好的，以下是我为您改写后的文章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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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圣人出，黄河清。”这句话流传千年，成为中原地区的吉祥语，尤其在明代以来，许多人深信不疑。然而，科学研究揭示，黄河之所以呈现黄色，主要是由于黄土高原植被破坏严重，导致水土流失，造成了人类活动带来的恶果。这个历史悠久的谜团，实际上源自一场人祸。

为了治理黄河水患，1955年我国决定建设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，并在1957年正式动工。这项工程对当时刚刚经历战争的中国来说，堪称巨大挑战。当时的预算高达13亿元，最终实际花费竟达到了40亿元，相当于建设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费用。如此庞大的工程，建成后确实在防洪和发电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，但却让上游的陕西，尤其是关中平原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2004年，陕西的代表提出了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的建议，理由是水患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黄河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，也是孕育了几千年历史的母亲河。然而，黄河也被称为“灾难之河”，因为在过去的2500多年里，它曾多次决口，改变河道。黄河决口1590余次，改道26次，素有“三年两决口，百年一改道”的说法。每当洪灾来袭，沿岸百姓的生活便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为了解决这一顽疾，建国后我国决定在三门峡修建一座大型水利枢纽。

当时，前苏联的水利专家伯克夫建议将三门峡水坝建设得更高更大，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水库容量，也能有效蓄水防洪，同时提高发电效益。可是，这样的设计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：高水位会让上游地区发生严重的泥沙淤积。对于是否修建三门峡水电站，当时国内的意见分为两派。反对的多为陕西等上游地区的专家，他们认为这会对上游造成灾难性的影响。

其中，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极力反对三门峡大坝的建设，并与支持方的专家进行了长达七天的激烈辩论。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不少认同，但最终没有被采纳。悲哀的是，黄万里先生亲眼目睹了自己所预见的灾难成真，并痛心疾首地叹道：“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。”

黄万里多次在课堂上强调，所谓“圣人出，黄河清”的说法，是封建迷信。他认为，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极为严重，哪怕大坝能蓄水，从水库释放出来的也是清水，但因为河床本身就是沙土，最终水质依然会变得浑浊。若大坝修建，泥沙淤积将加剧，这些泥沙反而会造成上游的水患，尤其是关中平原的灾难，甚至威胁到西安。

1958年11月，三门峡工程开始实施黄河截流，1960年大坝基本建成。大坝建成的初衷，是为了防洪抗旱，并同时兼顾发电等经济效益。自三门峡水利枢纽建成后30年，确实有效减轻了下游堤防的负担，减少了河南、山东等地的水患。黄河下游的堤防在大坝的保护下，岁岁安澜，千里大堤得以安然无恙。

1973年，三门峡水电站的第一台机组投产，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，每年发电14亿千瓦时。虽然看似是一个不小的发电量，但仅郑州市一年的用电量就高达554亿千瓦时，换句话说，三门峡一年发的电，远远不足郑州市所需的零头。

尽管三门峡水电站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它也带来了无可忽视的灾难。自1960年9月开始黄河拦沙蓄水，黄万里先生预见的灾难逐步发生。仅仅一年时间，库区内泥沙淤积问题就异常严重。潼关河床抬高了4.5米，潼关以上的渭河大面积淤积，淹没了80万亩良田，甚至迫使一个小城撤离。而关中平原，特别是陕西的盐碱化和沼泽化问题愈加严重，西安市也因此面临着威胁。

1962年，为了缓解泥沙淤积问题，我国决定将“蓄水拦沙”的方式改为“滞洪排沙”。这一调整虽然有效减少了发电效益，也减少了蓄水量，但依然无法完全解决淤积问题。后来，政府还增建了两条泄流排沙隧道来提高排沙能力，但即便如此，60%的泥沙仍然滞留在库区内。

1967年，黄河发生倒灌，渭河口的河槽被淤塞，导致渭河发生决口。1968年，渭河在华县一带决口，造成了大规模的淹水，关中平原再次受到严重威胁。三门峡大坝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改建，不仅改成了低水头电站，还开挖了8个导流底孔，暂时缓解了排沙问题。尽管经过多次改建，大坝的防洪抗旱效益已经大大降低，发电效益也几乎降到了最低，三门峡大坝是否算得上“成功”，只能交由历史去评判。

在三门峡水库建成之前，渭河是一条地下河，但大坝建成后，渭河变成了悬河。虽然三门峡大坝位于河南，但其淹没区大部分在陕西，尤其是关中地区，深受其害。1992年，渭河、洛河的洪水泄洪，导致黄河决堤，淹没了60多万亩农田，造成3万人无家可归。为此，政府在三门峡大坝下游130公里处修建了小浪底水利枢纽，逐步取代了三门峡的设计初衷。

2004年2月4日，15名陕西代表提出建议，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。若三门峡停止蓄水，实际上相当于废除大坝本身。

三门峡大坝的建设，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。或许是当时经验不足，或许是科学设计不到位，尽管它在防洪抗旱、发电及旅游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，但却使关中平原的人民面临了不小的灾难。您如何看待这项工程的利弊？欢迎留言讨论。